原标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
2016年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迺武,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处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凤良等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杨瑞龙主持。
刘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创办10年来,始终坚持“四个维度”的研究方法,即改革维度、政治经济学维度、世界维度及多重周期叠加维度,逐渐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影响力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学术品牌,也是人民大学建设“国家高端智库”的重要成绩和标志。刘伟校长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并介绍,入选全国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以来,国发院在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成果、提供智识支持、引领社会舆论等方面都表现突出,正在致力于打造成为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刘伟还指出,本次年度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这个主题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结合得非常紧密,体现了论坛学术团队始终秉持的咨政意识和问题意识,也反映了人民大学国发院坚持立足于国家层面和战略视野进行政策研究的学术立场。
刘凤良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报告指出,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为此,我们需要挖掘最有潜力的增长源泉,构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长远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推动因素不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劳动力的推动作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贡献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到2015年只能贡献0.14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相对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年贡献3.7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不过,随着资本边际报酬逐渐下降,2011年以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在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是潜在增长率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对外开放带来的向世界技术前沿学习模仿推动的快速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需求持续扩张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开放进程中对国际前沿技术进行的吸收和模仿。近年来,随着技术模仿空间缩小和第一次系统性改革的红利逐渐减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赶超进程趋于萎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因为主动调控还是外部冲击,当经济的总需求疲弱时,在1988-1992和1998-2002这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较慢,国内消费高涨和外需上升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了上升的态势。由于需求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外需增长空间越来越小和消费为代表的内需仍有待启动,需求相对不足也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此,传统模仿性技术进步、改革红利、需求扩张所产生的规模效应,都呈现弱化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加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增长的传统动能渐趋消失。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经济赶超导致技术模仿空间变小,工资上升导致出口动能下降,经济增速必然会放缓,这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不过,增速放缓之后却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还是可以持续增长,从而使得国家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另一种情况是经济增速下降后就持续不振,人均经济增长率在零附近,经济维持在特定水平,跌入收入增长陷阱。因此,增速放缓未必会陷入增长陷阱,重要的是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新源泉,适时实现新动能的转换,将经济增速维持在新的合理水平。当然,对中国经济而言,由于增速放缓是必然现象,新动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维持经济在两位数水平上实现高增长,而是维持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速,实现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从而使得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传统动能消失之后,就需要寻找替代动能。国际经验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技术模仿替代动能是自主研发。因为距离技术前沿越来越近,就需要用研发来代替模仿。新技术的研发本质上是企业为代表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试错过程,这就要求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这也要求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应更多定位于弥补市场外部性,对创新提供更多的支持,特别是提高教育投入、增加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供给,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第二,代替对外贸易的主要是国内消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高创造了中产阶级,这些人是未来市场需求的源泉。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在增长初期,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中产阶级数量小,在外需减少后国内需求不能得到有效补充,就有可能导致增长陷入停滞,极端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中产阶级的培育引致的内需正是和外需的逐渐放缓相一致的。经济发展导致工资上升压缩了原有的外贸空间,但是工资上升却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为国内消费增加提供了动力。因此,从外需向内需的转型关键是能不能转变为工资拉动的需求模式。如果能,那么就可以通过工资上升导致总需求继续上升,一方面满足总供给,另一方面为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提供空间。第三,通过研发向国际价值链高端攀升。原有低成本的出口模式在工资上涨后受到抑制,需要通过新技术研发提高生产率,从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攀升国际价值链,提升国内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