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应邀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各种风险与挑战层出不穷的时代，提出国际社会要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如何改革既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已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课题，围绕世界与国际秩序走向的讨论正不断走向深入。金融危机爆发后第一次大讨论发生在危机爆发前后，当时的主题的是探讨北京奥运、俄格冲突等所反映出的新兴大国崛起于欧亚地缘格局变化。第二次发生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其特点是讨论由“欧债危机”等重大事件所凸显出的治理危机。第三次则从2014年延宕至今，其特点是以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一战百年等为契机，国际社会就美欧等主要大国内外战略调整、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异军突起等事件所折射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深层矛盾展开讨论。
总体看，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围绕世界向何处去的讨论正呈现出三大趋向：一是影响与波及面日渐扩大，参与者由以往的美欧俄等一些大国拓展到广大中小国家。二是讨论不断深入，焦点日益指向国际秩序变革本身。从以往关注地缘格局变化、相关国家治理困境等局部问题，到直指现行秩序存在结构性矛盾，是导致世界动荡的根源。三是各国开始普遍认为，变革已成为世界大势所趋，世界正进入大调整、大动荡的时期。
从目前看，各国在本轮大讨论中的诉求和认知明显分化，心态也更趋复杂。从美国来看，由于其长期自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领导者，面对世界变革，其战略焦虑感与危机感加剧，心态也更加保守、强硬。如前美国务卿基辛格就曾在美参院听证会发表谈话时承认，随着金融后续效应不断发酵，美自冷战后“还从未面对过如此多的危机”，旧秩序正在危机，“新的稳定尚难建立”，形势变化“令人畏缩”。而另一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体欧盟内部则出现明显分化。面对世界形势变化，一些英国人担心变革可能会削弱其大国地位，对欧洲一体化等问题转趋负面，成为导致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德国虽担忧世界调整可能造成的冲击，但也将其视为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契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曾撰文指出，欧盟与世界都面临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唯有团结才能共同应对，而德国恰好可以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而法国则因为面临经济低迷、社会动荡加剧等内部挑战，在国际问题上更趋内向，参与全球事务的意愿也有所降低。
相比之下，面对西方国家制裁与孤立的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对强势的态度。包括普京在内的不少俄政要，多次批评美国是搞乱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因，并积极推动构建俄罗斯主导下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力图以欧亚经济联盟、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为依托，对冲西方国家的孤立。日本则试图借机推进自身的大国化，加紧修改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合作指针。与此同时，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既希望改变边缘化的处境，又担心沦为世界与国际秩序调整的牺牲品。如阿盟前驻华大使萨基特就曾指出，尽管当前国际的秩序已不能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的诉求，但国际秩序加速调整与大国博弈也加剧了小国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自然而然在本次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整体上看，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以及各国对此的讨论，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行国际秩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世界的发展变化。各种由秩序失灵、治理缺位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也愈加突出。在此情况下，未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体等理念势必在引领世界及国际秩序变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