箐口之“变”

本文作者单位：贵州省大方县委组织部 郭勇

序言

这是一个发生在乌蒙山深处的故事。

几年前，箐口村还是一个省级深度贫困村，喂猪为过年，喂牛为犁田，喂鸡为有盐巴钱，就连隔壁村群众教育孩子时也这样说，“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箐口去。”

近年来，箐口以大党建为统领，以“塘约经验”为发展标杆，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示范带头作用，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用不到半年时间，成功扭转了“后进生”的地位。

昔日“脏乱差”的现象不见了，村民从原来的“坐等救助”变为“主动突围”。曾经荒芜的山头，如今已瓜果飘香。今年“七·一”期间，箐口村党支部还被中共大方县委授予“全县先进党组织”称号。

短短一年时间，箐口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焕然一新，活力、清新、和谐变成了它的代名词。8月8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贵州日报》等数十家主流媒体走进大方，集聚箐口。

箐口，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章：组织之“变”

“老大难，老大难，配强老大就不难。”行走箐口，干部群众口中经常冒出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一个村委会主任对村“两委”班子乃至全村发展影响之深。今年32岁的张华，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张华看来，箐口村的“变”是“干”出来的。

“以前读书时，去村委会打证明、盖章之类的，总是遇不到人，就算运气好遇见人，他们总说公章被放家里了，晚上来家里盖。”张华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认为，别看村干部这个官位不大，对全村老百姓的发展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有人说，现在村“两委”面临着“尖的不愿意干、憨的干不了，到尖不憨才去干”的困境，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愿意干、能干好的人来为群众服务。

从群众的反映来看，箐口几代人的“病灶”，没有一样不是指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2016年冬天，猫场镇党委政府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派出工作队进村入户，摸情况、做工作，全方位对箐口的“病”进行把脉问诊，顺利实现箐口村“两委”班子“大换血”。

贵州“西团动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箐口村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张凌，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邀请及箐口群众的推荐下，回乡报名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2017年3月2日，张凌高票当选村主任。

从此，这个大方县“位置最偏远、环境最恶、贫困程度最深”的“三最”之村，拉开了绝地突围的帷幕，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浴火重生。

村委会主任这个官，张凌从一开始就当得“不太平”。“两委”班子战斗力不强、群众思想守旧、产业发展怠慢、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现象尤为辣手。面对每一个问题，他都迎难而上、敢于碰硬，以实际行动向群众发出强烈的务实信号。

没过多久，箐口群众便发现，这个新任的村委会主任与众不同，虽然是公司董事长，但干起农村活来，比农村人还要农村。许多人感叹，虽然这个主任才有32岁，但干起事情来真的不简单。其他人的32岁是成为一种“现象”，而张凌的32岁，却是一种“冲锋”。

“我担任支书6年多，晚上从来没有开会过，自从张主任来了以后，晚上开会就成了家常便饭。”箐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兴国说，记得他上任的第一次会议就是晚上开的，散会时，我看了一下时间，“凌晨1点36分”。

“毒魔不除，人心难安，党组织就注定被扣上‘软弱涣散’的帽子。”在张凌看来，基层党组织，就是箐口摆脱贫困的强大助力器。只要把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就能够创造出属于箐口人民脱贫攻坚的“箐口实践”。

“作为身价上百万的张主任，他一不愁吃、二不愁穿，就为了箐口百姓都那样搏命干活，咱们还有啥理由不跟着干呢？”李兴国的心声，亦是箐口村“两委”班子和党员的共识。箐口村“两委”班子作风里长期欠缺的“钙质”，在潜移默化中渐渐生长。

“村‘两委’特别是支书和主任，在脱贫攻坚中他们是标杆、是引擎。箐口村今天能够有如此大的变化，全靠新一届村‘两委’班子。”猫场镇党委书记王炳发说。

第二章：作风之“变”

“连去找他们办个事情，都是你推我、我推你的，还能指望他们带领我们摆脱贫困？”这是箐口群众对往届村“两委”班子评价，也是当时干群关系的真实写照。

作风漂浮，曾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箐口往届村“两委”班子的代名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遇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的心态不同程度存在，导致村“两委”一度陷入“说话无人听、办事没人跟”的困境。工作长期落后、矛盾比较突出。

“作风不实，谈什么都是扯谈、空谈。”箐口村新一届“两委”班子就位后，在认真总结往届村“两委”班子教训的基础，痛定思痛，认为“干部作风非抓不可”。但是，作风如何改呢？这个问题让张凌连续好几天晚上没有合上眼。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干部作风漂浮，往往是贫困村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干部带头干。”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中，箐口把抓作风建设作为解决难题、推动工作的“金钥匙”。“当时大家对他们并不是太相信，甚至有点怀疑和担忧。其他村的干部还预言，箐口村‘两委’班子是在作秀。”部分群众坦言，“如今看来，这些预言落空了。”

箐口的干部作风之“变”，过程远不止这么简单，而是充满了曲折和辛酸。在第一次村“两委”会议上，当张凌把关于作风整顿的方案向大家宣布时，原本热闹的会议室，瞬间一片安静。有人小声抱怨，“全县那个村的作风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就要这样严格，难道工资要比其他地方的高吗？真是自己找事情给自己做。”

“小张呀，可不可以把要求降低一点。你呢不仅有别墅、奔驰、宝马，而且还有那么大的一个公司。其他人呢，摩托车都是二手的。”李兴国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这话虽说是笑着说，却把张凌引入了深深的沉思。“之前，我们就是抱这样的思想才一直没有摆脱贫困的，难道还要重走老路吗？如果真是那样，又何必在这里混日子呢？一个月那么点工资能够做什么？现在背箩的工资都是村干部的好几倍。”

“如果大家认为这个要求苛刻了，就去镇里面反映，不要我干这个村委会主任。”张凌说，“我回来当这个村委会主任，每月要损失好几万元，用这样的代价回来混日子，值得吗？”

想想也是这样，如果连最基本的作风都抓不好，还谈什么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人家张凌为了整个箐口人民的幸福，不仅放弃了陪伴孩子、爱人和父母的宝贵时间，还把公司60%的股份让出来，难道我们就不能为箐口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奉献吗？何况我们还是党员。

李兴国把身子往椅子上一靠，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刹那间，群众在贫困线上奔波的身影在心头重现；村里那些因贫穷而取不上媳妇的光棍，个个都把目光指向自己，还有身边的每一个“两委”班子成员。

“就按照这个要求执行，有执行不下来的干部没有？有就请举手。如果没有，从现在开始，就得严格按照要求各司其职，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是责任、是担当！”每当谈起李兴国那天做的决定，村民们都竖起大拇指。“对他来说，公家的事怎么硬都行，自家的事怎么软都成。”所以，只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多苦多累多难，都心甘情愿。

通过观察，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换届后，以前经常“关门避缝”的村委会热闹起来了，前来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往常站在一旁当“指挥官”的村干部，如今整天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烈日下一道挥汗如雨。

“贫穷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宿命，幸福也不会从天而降，幸福生活是埋头苦干干出来的。”县委组织部长黄海鸣说，箐口狠抓作风建设，不仅抓出了“两委”班子的精气神，更多的，是抓出了执行力和落实力。

黄海鸣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只要干部群众心齐气顺，发展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第三章：环境之“变”

箐口的“脏”，是赫赫有名的。这一“殊荣”的起因，归根结底就是“坏陋习”。站在箐口放眼望，路在哪儿呢？望不见。原来，路被垃圾吞噬了。

“刚来猫场镇工作时，第一次去箐口村，同行的同事给我说，只要看见脏乱差比较严重的地方，说明就到箐口村了。”曾几何时，箐口人无可奈何地自嘲。

当选伊始，张凌便提出“人民选我当干部、我当干部为人民，箐口一天不发展、干部一刻不休息”的口号。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辗转间，张凌突然想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他认为：“如果连最基本的环境卫生都搞不好，还谈什么脱贫致富。”张凌决定从环境卫生开始抓起。

箐口的环境卫生虽一整再整，但效果却微不足道。这样的事实，顿时给年轻气盛的张凌泼了一盆冷水。“之前，自认为公司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治理一个小村肯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真正身在其位才发现，治村跟管企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正当张凌纳闷时，村民张习禄串上门来，两人便就环境卫生的事情聊了起来。交谈间，张习禄脱口念起一首打油诗：“人穷不能怪屋基，是怪自身没出息。想要走上小康路，首先改掉坏陋习。”

话音刚落，张凌起身拍手说，“有了，终于找到我们环境卫生搞不好的核心根源了。治病要先从根治起，环境卫生一是一样，首先要把群众的坏陋习改掉。”

为改掉坏陋习，让环境卫生达到预期设定的整治目标，“两委”班子通过召开群众会议等形式，在学习借鉴塘约‘红九条’的基础上，建立了箐口村‘三建七改十不准’制度。”

“三建七改十不准”的实施，迎来的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村民一片讽刺。“他们说的带领我们脱贫致富，原来就是扫扫地、搞搞卫生”“作秀、走过场，肯定一阵风”“应该是上面有大领导来视察，做样的，视察过后涛声依旧。”

随后，箐口群众又收到一份红头文件，其中“卫生搞不好的罚款20元，搞得好的奖励50元”最引人注目。打扫自己的卫生居然还有钱，箐口人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好事。

更让群众意想不到的是，箐口的这场“环卫风暴”，不仅刮起来就没有停的意思，而且还越刮越猛。“刚开始时，我不管他们扫不扫的，反正我就是不扫。要罚款可以。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结果他们不仅没有罚我的款，反而还把我家的房前屋后也扫了。”村民张强说。

“规定‘奖、惩’结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考虑到群众的钱来之不易，只奖励干得好的，从来没罚一分钱。”后来，这个笨办法被人们嬉称为“箐氏扫地法”。用黄海鸣的话说，“村‘两委’班子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群众的自觉指数”。

将心比心。领导干部都带头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了，谁还好意思袖手旁观呢？上到70多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孩子，大家都纷纷加入环境卫生整治的“大部队”。

经过几个月的坚守，箐口人无意间形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如今，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村民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家的房前屋后打扫干净。名声传出，周边县区“暗访”来了，一看，真的“变”了。

第四章：风俗之“变”

曾经的箐口，因为受为贫穷落后等因素的影响，陈规陋习泛滥，尤其是大办滥办酒席现象比较严重，群众之间相互碍于面子，被迫应酬。

自“三建七改十不准”制度制定后，群众对“十不准”中的“不准滥办酒席”尤为看重。“大操大办的少了，专心谋思搞发展的多了，歪风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婚丧嫁娶简办新办蔚然成风。”群众竖起大拇指叫好，“这是村‘两委’给群众办的大好事！”

难以想象，两年前的箐口，充斥着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气。“孩子满月要办、从一楼搬到二楼要办、给老人竖碑要办、感冒去医院回来要办、甚至连坐牢出来都要办。”

关于滥办酒席，村民箐口村副支书周顺祥深有感触，“吃一年酒下来，很多人都从‘万元户’变成‘万元负’，部分群众还借成了‘老帐人’，有的为了攒钱吃酒，连喂来过年的猪都卖了。”

提起这种陈规陋习，村民张青祥更是哑巴吃黄连。“妻子过世了，我一个人既要维持整个家的开支，又要供三个孩子上大学，生活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五十块钱还不好意思拿出手，好歹也得要送一百块。去年我大概算了一下，专门从信用社贷款来吃酒的钱就有两万多，真是吃不消呀。”张青祥说。

“贷款吃酒”。无意间便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

“像张青祥家的这种情况，每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大家就是被歪风陋习给‘出卖’了。不仅群众被裹挟着下不来，甚至连很多有工作的人也撑不住。”张凌说。

农村大办滥办酒席的现象愈演愈烈，群众越发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我最讨厌的就是办酒，可却也很无奈。自己不办不代表别人不办，既然别人办了，在怎么也还得去吃。如果不去，他就会对你有想法。”

村民张华说：“吃别人的多了，自己就得想方设法办酒，把送出去的钱收回来。不然，经常只出不进那个着得住？一年下来要着好几万哩。”

针对这种顽疾，箐口村“两委”下定决心移风易俗，打出组合拳，捅破这层窗户纸，斩断恶性循环的链条。实际上，自2014年以来，大方县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践行移风易俗、狠刹请酒风”专项治理，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斩草除根。

连县级层面都烫手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箐口村就能够整顿见到实效？张凌认为，“打蛇打七寸，首先要找到这“七寸”在哪儿”。

“箐口抓住了两处七寸。”张凌介绍，一是关于红白喜事，统一由村“两委”承头操办，村委开菜单、请厨师，提供桌椅板凳，并规定礼金不得超过一百元。二是关于违规操办的问题，由村民小组发动群众不准去帮忙，不准借家私，迫使其无法操办。

刚开始，当地群众以为又是一阵风，只打雷不下雨，雨过地皮湿。怎么办？张凌介绍，“为防止死灰复燃，我们还把上级的优惠政策与此挂钩，为了自身利益，谁在操办酒席前都得思量一下。”

除此之外，箐口还通过建立村规民约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对群众的引导和劝解。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箐口民间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风气正在逐步被扭转。

“最担心以后村干部换了，其他新上来的干部不抓了怎么办？”走访中，在为箐口的成效而欣慰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箐口整治大办滥办酒席给当地人留下的担忧。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无规矩不成方圆，治理陈规陋习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工作，并非一蹴而就。”怎么办？建章立制管长效。箐口村“两委”制定将“大办滥办酒席”加入村规民约“三建七改十不准”。其中的“不准滥办酒席”像个警报器，紧盯着大办滥办酒席；又像把剪刀，直接剪断陈规陋习的“根系”。

在箐口，群众纷纷为整治“大办滥办酒席”点赞，“这才是真正淳朴的民风易俗”。看来，一度以利为先、大办滥办酒席的陋习，如今变成了倡导新风、推动自治的“急先锋”。

“对整顿陈规陋习，要与落实群众惠民政策相契合，出台具体规定，帮群众在婚丧喜庆方面划明确红线。”张凌这样认为，不仅如此，还要把整顿陈规陋习作为治村富村的重点工作，常抓不懈。

6月22日，省政协副主席、市委书记周建琨到大方县调研时，对箐口村的经验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你们提出的“三建七改十不准”很好。”

第五章：民心之“变”

箐口的“乱”，主要是治安“乱”和人心“乱”。

地处大方和纳雍两县交会处的箐口，以前基本上可以说是“两不管”地带。隔壁的混混时常前来闹事，三言两语不合就开骂开打。

更让人心痛的，是连当地群众也感染上破罐子破摔的习惯，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

“民心聚、事业成、不成也成。民心散、事业败、不败才怪。”俗话说得好，“脱贫先治愚”，张凌也是这么认为的，要想改变箐口的旧貌，让群众改变思想观念才是最要紧的事，而做好这一步的前提是想方设法把群众发动起来。

心动，更要付出行动。“在人心严重涣散的形势下，要让全村老百姓到2018年实现‘减贫摘帽’目标，信心不是没有，但是压力也不小。”张凌介绍，当初他提出开办“脱贫攻坚讲习所”和“农民夜校”时，不仅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反而还有人背后断言，“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思想，凭他区区一个‘讲习所’和‘夜校’就能够改变，简直是太好笑了！”

也有人放出狠话，“不要说改变什么民心之类高大上的东西，只要他们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起来，像模像样的搞两期我都改名和他姓。”结果，箐口村“两委”班子仅用3天的时间，就把全村80%以上的老百姓思想做通了。

“第一期讲习所开班时，我们在原来准备的基础上，又多加了10多条板凳，结果还是不够坐。”李兴国说，好多人都是站着听的，连过道都被堵得水泄不通。短短3天72小时，看似轻巧，背后却是全村党员干部播洒下的汗水，“鞋子磨破了，嘴巴讲得口干舌苦”，最终让群众理解其中的良苦用心。

类似的“奇迹”，在箐口一再发生。在一次“猕猴桃种植技术培训”班上，开讲不到10分钟，之前放话狠话的那个年轻人跑来找到张凌，有点心浮气躁地说：“主任，我发现今天来学习的人中，有部分不是我们村的。这个场地连我们村的人都容纳不下了，你看要不要我把他们请走。”话音刚落，张凌起身握住年轻人的手开起了玩笑。

“当初你不是说过，只要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搞两期像模像样的你就改名和我姓？今天怎么打其他人的注意了。”张凌说，“他们来听是好事情，不仅不能把他们请走，反而还要好好为他们服务，把他们当作我们的贵宾来招待。至于你，就乖乖和我一起姓张吧！”

“我本来就是姓张，你不说都是和你一个姓。”年轻人把头低下，脸红得像桃子似的，“主任，你还真的给我一般见识了？”

说完，张凌和年轻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什么话也没说。在张凌看来，秘诀在于“站在群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事业来干，把利益给群众。只有这样，干部说话才有人听，群众才会向组织靠拢。”

现在的箐口，和从前比民心发生了质的改变，只要村“两委”通知开会，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村民们都不会迟到、也不会缺席。村民张习禄感慨道，“我们不能这样破罐子破摔的穷下去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实现脱贫致富，才对得起党对我们的关心。”

今年以来，已有18位村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李兴国说，“党支部的工作，不是做‘一阵子’，而是要干‘一辈子’，并且还要着眼长远，时刻为组织注入新鲜血液，确保后继有人。”

“针对不为所动的‘钉子户’，我们还采取‘1+N、N+1’等模式，由‘两委’班子和党员对‘钉子户’进行‘包保’，帮助灌输勤劳致富的思想。”张凌介绍，箐口的过去，也成为一段飘荡的情绪和记忆。从这个意义上李说，箐口村，没有同义词。

第六章：行动之“变”

“箐口生得毒，喝水当吃肉。男人不在家，女人坐起哭。”这样的顺口溜，身为80后的张凌也能够倒背如流。这，也是箐口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真实写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族人民通过不懈努力，让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箐口村，由于受特殊位置和特殊气候等因素的制约，依然还是那个贫穷、落后、愁苦的箐口村。

“好个箐口村，以卖毛草来为生。姑娘个个往外嫁，单身光棍一大堆。”仔细琢磨这些民谣，个个都是因为“穷”字而起。而水，又是导致箐口“穷”的根本。

箐口的这个“穷”字，饱含着太多的眼泪和痛苦。一盆水，家里人轮着用来洗漱；饮用水，要去几里之外长沙村去挑；种庄稼，纯粹是看天收获，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

上任之初，张凌想得最多、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带领群众把扣在头上的“贫困帽子”摘掉。当时，正置全省上下轰轰烈烈开展“春季攻势”，大方县新一轮大走访活动也如火如荼进行。

借此机会，他和村“两委”班子商量，决定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全村开展一次实在的大走访活动。每到一家，张凌都围绕这几个问题和群众交谈：“家里有多少人，收入靠什么；对摆脱贫困有没有什么好的打算或想法；如果村‘两委’牵头，统一带领大家发展新型产业有没有兴趣。

“只要我们勤快，穷日子就会过去，好日子就会到来。”每到一处，张凌总是用这句话来鼓励老乡。最后，张凌来到一户苗族同胞家，屋内除了有一口显眼的半边锅外，再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张凌震惊了，他眼里噙满了泪水，眼前所见的一切，仿佛再现了自己小时候家庭的真实写照。

“你是火石坡组的张凌吧！时间过得真快，你看几年不见，你们都长大、有出息了，而我还是这个样子，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苗族同胞家满脸无奈，“看着你们我都不好意思，其实我也不想穷，但在这个石旮旯里有劳力都找不了用处。”

“不要这样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家不是有很多土地吗？怎么不从那些土地上打主意呢？”张凌伸出右手，扶着苗族同胞的肩膀鼓励说。

“哎，我不是没有想过，而是白天晚上都在想，但光想不做有什么用呢？想来想去还不是没有钱来干。”苗族同胞用劲摇了摇头。张凌微笑着问，“那你的意思是，以后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不然又能够怎么样呢？哎，要是我们这里的干部向其他地方的能干就好了！”苗族同胞略有所思地说，“只要组织有决心，老百姓就有信心”。

好一句“组织有决心，老百姓就有信心”呀！真是说了点子上去了。走访期间，张凌反复地念着这句“组织有决心，我们老百姓就有信心”的话。

回来的路上，张凌给李兴国打了一个电话。“喂，李支书呀，我的这一组刚刚全部走访了，情况并非像我们之前在办公室想象的那样。很多贫困户，其实他们是不希望贫困的，就是没有人扶他们一把。”

“我们走访下来的情况，和你的也差不多，估计不同的是，我发现一个‘新闻’，现在的村民‘变’了，我所到的好几家贫困户，他们不仅没有埋怨党和政府，反而是认为自己没有出息，说是自己给当地党委政府添加麻烦。”电话的两端，李兴国和张凌交换了走访情况。

“群众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好事情，但对于村干部来说，却是个严重的警钟！”张凌急切地征求村支书李兴国的意见，“要不我们晚上开个会？”

“我也正有此意，马上通知大家。现在是6点25分，晚上7点30分准时开始。”李兴国的话语很果断。

第七章：资源之“变”

“大晚上的把大家召集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听听大家这次走访的感受；二是讨论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之前也提前通过气了，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看。”李兴国首先开了腔。

问题一出，副支书周顺祥第一个发言了，“从前期摸底排查的情况来看，我们的脱贫任务还很重。个人建议，通过成立‘合作社’的方式来带动贫困户脱贫、发展集体经济。”周顺祥补充说，“不然，年底箐口村还不能消除‘空壳村’，恐怕不好给上级交代。”

“合作社”这三个字，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为什么箐口今天才提“合作社”呢？究其核心原因有两个，一是全村没有大户，没有人能够承包；二是条件差没有老板愿意投资。

现实虽然残酷，可谁不渴望过上好日子？祖祖辈辈的箐口人想致富想得都要疯了。即使觉得有点不靠谱，但大伙儿还是对周顺祥的意见很感兴趣。

“办法也不是没有，以村‘两委’的名义去注册一个合作社，然后发动群众一起来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村委会副主任李龙贤这样认为。

说起来倒是很轻巧，注册合作社一天就搞定了。从之前走访的情况来看，把群众发动起来也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资金从哪里来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钱”上。谈到“钱”这个字，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一片鸦雀无声。

“我们这样做。”张凌说，“首先，以村‘两委’的名义成立一个公司，用公司去银行贷款，这样就把钱的问题解决了；其次，每个组成立一个合作社，并将辖区的资源整合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大家看看这个办法行不行。”会议室的气氛瞬间沸腾起来。可以，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定了。“项目一定要立足本村，这样才能保证扶贫资金的安全。”“这几年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被荒芜的土地太多了，可以发展种植业。”“咱们的老张是养蜂‘土专家’，养蜂产业也可以重点考虑。”

讨论间，李兴国看了看时间，是凌晨1点26分，但大家却仍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为村里的发展献计献策，不仅没有半点想回家睡觉的意思，反而还越讨论越来劲。

“一定要将贫困户作为重点对象拿进来”李龙贤说，箐口村有480户2013人，其中贫困户206户685人，村里缺少资源，根据要求箐口村2017年要摘掉贫困帽，“我们感觉压力很大，必须要把分散到群众手里的资源整合起来，抱团发展。”

回到这个晚上，外面一片漆黑不说，天空还下着春雨，会议室里的讨论仍然在继续。“实施‘五动五起来’工程，可以把凌乱的资源整合起来，特别是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张凌说，“这个道理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你所享受的扶贫资源，你愿意拿出了吗。”

“单打独斗是成不气候的。这几年箐口得的扶贫项目和资金还少了吗？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答案你清楚、我清楚，群众比我们更清楚。”有人这样说，“要干出点名堂来，就得这样把全村的资源集中起来，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实施，统一销售，共同分红。”

“之前，村里面开会只要说发展项目，群众就开始撤台。没想到这次群众会这样拥护和支持。”经历过无数次被群众撤台的李兴国感慨万千。

据了解，箐口村还成立了劳务输出中心，由劳务输出中心对全村劳动力进行分类，根据分类情况成立相应的工作队，并由村“两委”负责承接劳务。按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家带孙子；30到60岁之间的中年人，男的搞建筑工程，女的搞种植；20到30岁的年轻人搞工业建设。

“在张主任及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箐口村的民心凝聚了、资源整合了、脱贫有希望了。”村民张习禄说：“在外面打工不仅赚不了钱，还经常被老板骂来骂去的，甚至吃饭的时候都要看他的脸色。在家门口自己发展产业，放在往常做梦都不敢想。今天，想不到这个梦想真的实现了，工作起来虽然很辛苦，但是心里很踏实。”

第八章：产业之“变”

“茅草房屋巴掌大，一日三餐无变化。若要吃上大米饭，除非媳妇坐月子。”听到这样的顺口溜，想都不用想，说的就是箐口。

“祖老祖代都是这么过来的，要有办法早就有了，咱们村的土地就是光生毛草不长庄稼。”的确，箐口的穷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因受猫场硫磺厂的影响，周边山头上的树木渐渐枯萎，土地也被慢慢污染。

箐口是受害最严重的地方。几番劫难，箐口周围山头上的树木日渐稀少，一个接着一个的“和尚坡”如瘟疫般蔓延。只要一刮老干风，瞬间风沙四起，生态严重破坏……人人叫苦不迭，可就是想不出对策，很多人干脆认命。

“要摆脱贫困，现在的路只有一条，调整产业结构。”在第三次村民代表大会上，张凌如是说，单打独斗是搏击不了市场的，要动员群众把你三分、我五分的土地，采取作价入股的方式集中起来。

抱团发展的意见，村委和参会代表都认同与支持。但是，又有谁会追问其背后那个悲凉的故事？

2014年春天，偶然的一次机会，张凌萌发了种植猕猴桃的念头，并回家与本家伯伯张青松商量，准备让张青松一起发展。结果不言而喻，不仅没有得到伯伯的支持，反而还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张青松说，“幺，你的这个想法是好，但是我们这里连种包谷都那样子，你现在反而要种猕猴桃，能成功吗？你还是好好去打理你的公司，不要把钱拿来这里打水漂。”

“伯伯，我不敢向你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我们可以先试种嘛，如果种成功了，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铺开搞。如果你还担心失败，要不就把你的土地流转给我，我自己来干怎么样？”张凌带着商量的语气问。

“这个不行不行，就靠那点土地来生活，如果在把它给你了，我的生活咋办？”张青松问。

“伯伯，保证让你一辈子生活无忧！”任凭张凌怎么解释，可张青松还是不愿意入股。时隔几年，张青松看到张凌之前种下的猕猴桃日见成效，他开始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要是当时听张凌的劝导，那现在都开始挂果了！”

不远处，村民张强用“大普话”，南腔北调地唱起歌来，歌词的意思是：“封建思想要撤出，不能老是种包谷。大家来把果树种，发家致富又幸福。”

的确，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箐口村“两委”探索出来了“酿蜜模式”，由村级党组织按照“党支部管公司、公司管合作社、合作社管群众”的“三级”管理模式，将农户确权出来的资产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实施，统一销售，共同分红。

“村支书带头养蜂，村主任带头种猕猴桃，副支书带头养鸡，副主任带头种樱桃。”张凌说，“村‘两委’班子的头上，个个有分工、人人有责任，大家干得好与坏，年底拿‘干货’来说话。”

“致富，产业是核心。”这是张凌发在微信圈的一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张凌决心带领箐口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核心。张凌与村“两委”班子一起，以实际成效吸引更多农户参与进来，延展扩大富民效应，推动“星星之火”向“燎原之势”发展。

数字，也许是抽象的，不能带给人美感。但数字也是鲜活的，灵动的。2016年以来，箐口已带动215户种植李子、猕猴桃等经果林4600余亩，初产期可实现总收入300.5万元，户均增收5800元。

这组数字的背后，洒满了箐口村“两委”班子的血汗，凝结着箐口广大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正如大方县委书记张瀚时所说：“千难万难，用真心真情真利益赢得民心就不难”。

第九章：自治之“变”

“今天，周书记给我说：要搞自联体，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村，要把这样的服务往下延伸。”6月22日晚上8点，箐口村“两委”班子成员召开会议，张凌直截了当点明了会议主题。

何为“自联体”。“自联体”是指在村民小组下设立村民自强联合体（简称自联体），把居住相邻、技能相似、产业发展愿望相同的农户组合成一个自联体。原则上15户为一个联合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户数。每个自联体推选1名党员担任户长，在村民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这类“自管自治”模式，如今不要说是在全省，就拿毕节市来说也算不上是“新闻”。可是，为什么周建琨书记要在箐口再次提到它？

面对这个疑问，我们从张凌的这句话里找到了答案。“箐口情况复杂，再说牙齿和舌头的关系那么好，都有被咬着的时候，何况大家还是性格各异的人，发生矛盾是在所难免。如果村‘两委’连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去管，恐怕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抓发展了。”

“这个自联体如何搞？搞起来后谁管理？”此时，这两个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两个烫手的。经过讨论，决定将任务分解到个人，“每一个村干部负责一个组，剩余的组由我和张凌主任负责。”

责任明确到人。短短7天时间，箐口就对全村8个组完成“自联体”创建工作，在全镇引发“强震”，在也没有人怀疑村“两委”的决心。走访期间，听多群众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不要在去麻烦村里面的干部了，有需要组织帮忙解决的事，去找自联体便可以。”

“箐口每个村民组的问题，都不是一有就往村委会跑，而是直接到自联体。”村民张青鹏说，“自联体不仅解决生产的大事，也管生活的小事。就连家庭夫妻之间的矛盾，他们也帮忙解决。”

“张户长，我来找你们，不代表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只是我感觉他做得有点过分了。牛把我家的包谷吃了不说，还连招呼都不打一个，这样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老哥子你不要急，有什么事情慢慢说。”箐口村火石坡组自联体户长张勇问前来“告状”的黄义。

“牛吃包谷，它是畜生它不知道，但牛的主人应该不会也是畜生吧！大家路头路尾遇见的时候，你打一声招呼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又不是说要他陪。”黄义带着情绪说。

“事情我知道了。来，你先坐着喝一杯水，我马上喊他过来。”说完，张勇拨通了村民张习禄的电话，“喂，老张呀，你在忙什么？喔，那么你来我家这里一趟嘛，有点小事情找你一下。”

“好，我马上就过来。”张习禄回答。

“老张，你和黄义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打电话把你叫过来。目的是让你们两个当面把问题说清楚，不要你在一边气、他在一边冒火，这样伤和气不好。”张勇耐心的调解黄义与张习禄之间的矛盾。

“黄义呀，本来早两天就想来你家说这事的，但是这几天加班加点的整那个猕猴桃的柱子就没有得过来。”张习禄问黄义，“反正不吃也吃了，到收包谷的时候，你连我家挨着你家地边的那小块一起收了，你看这样做行不行。”

“习禄，大家坎上坎下、早不见晚见，你这样说就不好了！来找张户长不是要你赔。我的意思是有什么气话当面说清楚，免得产生一些没有必要的误会。”黄义说，“今天说清楚了，出了这道门，你我都不要在提这个事情了。”话音刚落，张习禄掏出烟打了一转。

“要不我们就走了，不耽误张户长整柱子了。”黄义接过烟说。

“好的，我的也还要两天才搞得完。”张习禄回答。看着两人和好如初，张勇心里像抹了蜂蜜一样甜。

如今，自联体对箐口人民来说，不仅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而且还向半公里甚至更短的距离迈进。全村党员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天天和普通群众在一起，带领他们谋发展、找出路，凝聚了人心，树立了党员榜样。

第十章：返巢之“变”

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铺开，驱使无数农村青壮年抛家弃子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字眼，也逐渐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心头之痛”。

如此问题，该如何破解？或者说应该怎么办？这，是社会之问，是人民之问，也是时代之问！

在箐口，时常会听见这样的顺口溜，“产业就在家门口，青壮劳力不外走，老弱病残有人候，少年儿童不留守，媳妇不会跟着别人走。”

曾几何时，“三留守”这个惊艳世人的社会问题，在箐口正悄然得到解决。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充满活力的箐口正吸引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孩子”归来，他们带着资金、信息、技术等资源归来，在家门口发展产业，实现了从“打工仔”向“创业者”的转变。他们回归家庭与亲人团聚，让人又听到了久违的笑语欢声。

“截至7月底，箐口在外务工人数从2016年底的300余人减少为90多人；留守儿童从2016年底的121人降低至60人，且无未入学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从2016年底的31人减少为1人。”

从数据来看，箐口在处理“留守问题”方面，确实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题模式”，效果明显。“群众外出务工是被逼无赖的选择，如果在家门口就能够赚钱，那么谁愿意出去？”张凌认说，“抛家弃子外出的那种痛，只有做了父母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得到。”

32岁的张青鹏是箐口村大坡组人，系两个未成年孩子的父亲。十年前，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他和妻子胡彩霞只得离开还在哺乳期的孩子和老人，踏上开往他乡的打工列车。

“在外面奔波的这几年，辗转了许多地方。不管是到哪里，每天都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下班后，累得连给孩子打电话的力气都没有。”张青鹏说，“作为一个农村人，体力上的辛苦算不了什么。老火的是在外面打工，不仅照顾不了孩子，工作中还要看老板的脸色行事。”

艰辛的打工生涯，张青鹏夫妻两持续了长达十余个春秋。今年四月，张青鹏在张凌的引导下，毅然决然地辞掉远在福建晋江的“高薪”工作，回乡成立了“富元鹏经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投入50多万元资金，采取“支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带领13户精准扶贫户发展经果林300多亩。

“在外面，很想念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其实钱多钱少不重要，一家人能经常在一起很重要。”张青鹏说，“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其他的父母肯定也是这样。下一步，我将扩大种植规模，带领更多的外出人员返乡创业，让孩子不在留守、老人不在空巢。”

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在箐口不是个案。火石坡组的王国华，现年43岁，在外担工20多年。每当谈起“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这个话题时，他眼睛就湿润了。

“自从我妻子过世后，四个孩子的抚养和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肩膀上。不出去吧，在家里又没有什么可赚钱的门路。出去吧，孩子又没有人照顾。”王国华说，“无赖之下，只要走到哪里就把孩子带到哪里。”

“在外面不是不赚钱，钱是赚的，但是开支太大了存不了。”王国华说，在外面他和其他打工仔有所不同，他是承包出来请人来做，每个月不亲自干也有一万多的收入。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还有考虑到对孩子的教育，早就不想在外面奔波了，可在老家找不到门路。

“没有办法，只好选择继续在外面干。”王国华回忆，今年三月的某天晚上，他接到个从内蒙古打来的陌生电话。

“喂，你是王国华王哥吗？”电话的那头传来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国华王回答问，“是，我是王国华，你是哪个？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我是青鹏呀王哥，今天老家打电话来说，村里面新换了一批干部，张凌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了。”王国华问，“张凌？是不是之前在我们那里种猕猴桃的那个？”

“是的，就是他。我还听说，他回来的动作非常大，准备把全村的土地、人力等资源整合起来，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要不我们回家和他们一起干算了！”

“这个主意好，我早就不想在外面干了，可是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路子。”王国华有些兴奋。这天晚上，王国华躺在床上想过去，想将来，想得一晚上没有睡着。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激动。王国华说，“因为我多年前播种在心里的那颗‘在家门口就业的种子’开始发芽了。”

是的，不仅是王国华的种子要发芽了。就连整个箐口，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让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返巢”，真正为“留守”织就一张安全之网。箐口的脱贫攻坚，因此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春天。

后 记

给《箐口之“变”》画上最后一个句号，脑海里响起在箐口走访时听见的歌曲。“不怕致贫因素多，勤干就能把贫脱。抱团发展同创业，穷村变成金银窝。”

置身歌词意景。今天的箐口虽然还没有实现脱贫目标，但基层组织强了、党员干部作风实了、民心凝聚了、资源整合了、产业调整了，全村上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也印正了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的那句“弱鸟可望先飞，致贫可能先富”。

“强村先强带头人”。箐口村的蝶变跨越，核心在党组织、关键在“领头羊”。“组织强不强，关键在头羊”。选好一个“领头羊”，就能带出一支好队伍、干出一番事业、惠及一方百姓，反之，危害不言而喻。

箐口之“变”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让有意愿的领导干部或者能人到村任职，是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的重要途径。路德维希·艾哈德曾说：“至于国家有多少百万富翁，对我来说既不重要也并非衡量社会良心的标准，只有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并拥有社会安全感才行。”

如今，这个观点正在被箐口证实，农村已成为改革的核心。箐口之“变”，不仅仅让“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变”，而且还“变”出了一个深化农村改革的“大方样本”。其中的每一个情节，都是决战贫困的壮美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