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本期内容:“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这是《中国共产党简史》的第一章第五节，主要介绍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湘鄂赣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这两部分内容。

第一章第一节“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和各种力量的艰难探索”

第一章第二节“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章第三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第一章第四节“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北伐革命军阅兵后即将奔赴战场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1926年，这首借用儿歌《两只老虎》曲调重新填词的《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国。

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下，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北伐的胜利进军

此时的北洋军阀已统治中国14年多，除了种种倒行逆施和彼此间拼死争权夺利外，从未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和纲领。

帝国主义之侵略以及连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苦难。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打倒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结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孙中山生前多次呼吁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孙中山逝世后，这一历史任务，就由国共合作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共同承担了。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分析时局: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已建立“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南进攻，这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现在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攻，然而问题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在现时的使命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

经过镇压商团、两次东征、回师平乱等，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由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

尽管此时的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掌握多达70万人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则只有10万人左右。但严重分裂的北洋军阀不仅已失尽人心，而且存在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为北伐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人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其次，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再次，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根据既定部署，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由此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一战——汀泗桥、贺胜桥战役胜利。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并率部进军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击河南。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转向江西战场进击孙传芳部。11月起，北伐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攻势，消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随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庆、南京。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控制。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但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止革命阵营的危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这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领导工农运动

当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北上时，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运动给了北伐军极大支援。

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

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会会员也由北伐前的100万人迅速增加到近200万人。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运动发展尤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

在此期间，最引起中外震动的便是汉口、九江群众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中国人民因此受到了极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进军中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法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我军效力。”

中国共产党也愈发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也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迅速扩大了革命在群众中的影响，大批积极分子涌现，为日后的土地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如果只有五卅运动，而没有北伐战争和伴随而来的高涨的工农运动，还不足以把它称作中国的大革命。它播下革命的火种，影响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