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音乐节落幕，二胡协奏曲《火祭》首演

方非摄

现场

谭盾式奇思妙想

带来“环绕立体声”

斯特拉文斯基《焰火》奏响，音乐恰如其名，热烈活跃、色彩缤纷。一曲奏完，指挥家、作曲家谭盾携中国爱乐乐团起身致意。“创作这部作品时，斯特拉文斯基还是学生。”谭盾转身面向观众，开始了满怀深情的导赏。把现代音乐带入大众视野的斯特拉文斯基，是谭盾学生时代就景仰的“英雄”。如今，同样与“现代”一词紧密相连的两位作曲家，在音乐的对话中相遇了。

昨晚，“新作与纪念”交响音乐会在保利剧院上演，《焰火》如同用音乐燃放的庆典烟花，照亮了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收官之路。

随后，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谭盾创作的二胡协奏曲《火祭》迎来首演。它诞生在疫情期间，融合了中国传统的祭祀音乐与宫廷音乐，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思，祈愿人类和平。担任乐曲独奏部分的演奏家陆轶文同时演奏二胡和二胡的前身“奚琴”，前者婉转，后者沧桑，交替呈现着曲中厚重的情感力量。

谭盾还特意把木管声部和一支小号放在了二楼观众席，乐曲推进时，高低错落的声音在剧场中环绕响起。谭盾和乐手们还要时常“发声”，或是低回吟咏，或是拍拨琴弦，谭盾式的奇思妙想随处可见。

下半场，古筝演奏家苏畅、琵琶演奏家韩妍合作了谭盾的《古筝与琵琶双重协奏曲》。当中国民歌《小白菜》遇上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前奏曲》，当弹奏着古老傩戏的古筝、琵琶遇上西洋交响，《古筝与琵琶双重协奏曲》探索着中国传统审美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全新可能。而在斯特拉文斯基充满戏剧性的成名作《火鸟》中，音乐会迎来高潮。这位今年逝世50周年的现代主义音乐家创作的旋律，再一次致敬了本届音乐节“大师与纪念”的主题。

幕后

三根弦的“二胡”有来头

从二胡到奚琴，是一次回顾中国古老音乐的历程。陆轶文的这把奚琴有着一个很长的故事。与二胡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奚琴有三根弦。这件乐器，是谭盾最初在一本关于敦煌壁画的画册上发现的，后来，他走到“窟”里亲眼观瞻。“乐器就是人类的历史。”站在厚重历史的深处，谭盾说，“乐器不能断，否则历史也就断了。”

于是，谭盾决定复制奚琴。他远赴泉州，先请一位老师傅做出了雏形，然后在上海民族乐器厂进行了“工业化、科学化”的尝试。奚琴运用的黄色琴弦也见证着中国民族乐器的复生。

谭盾曾在日本奈良寻找优质的丝弦，他很惊奇地发现，那里做丝弦的人家向上数八代，很多竟然是西安人。匠人们告诉他，唐代的丝线都是黄色的，既坚韧，共鸣也好，他们世代坚守着这个传统。

“奚琴的声音非常古老、质朴。”陆轶文说。演奏时，她需要用大拇指拨动其中一根弦。这种弹法，是谭盾向一位老人家请教得来的。某一天，他走出灯市口地铁站，遇见一位盲人在拉二胡，“调调非常古代”，让人感慨的机缘发生了，谭盾仔细一看，老人手中的二胡恰好是三根弦。

奚琴这件古老的乐器，走出壁画，在谭盾的作品中发声、复活，中国音乐的河流源源流淌。在向谭盾委约时，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余隆提出期待，一定要用民族音乐跟斯特拉文斯基对话。

“这个想法非常有趣。斯特拉文斯基音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喜欢的特点，就是在极为现代的、挑战性的、前卫的音响世界里，总是可以听到原始的、村庄的、民间的东西。”谭盾兴致勃勃。他想起斯特拉文斯基那首著名的、让古典音乐界为之震动的《春之祭》，尽管作曲家本人声称没有运用民族音乐，但他去世后，音乐家们逐段推敲，发现作品中有13段民族音乐的痕迹。

“斯特拉文斯基把民间音乐呈现在现代的管弦乐队里，不是用悦耳的、流动的、抒情的、声乐性的方式，而是节奏旋律、音色旋律、原始主义的一种注入。”谭盾从斯特拉文斯基那里得到的最大启发，就是“可以把村里的东西玩成世界的潮流。”

在《火祭》中，他运用了贵州、云南、湖南的民族音乐，也融入了古代的傩戏、祭祀音乐等，只是运用和融入并非都那么悦耳或声乐性。“在当代格局下，与斯特拉文斯基对话非常重要，能让世界看见中国，也能让中国看见世界。”谭盾说。

《火祭》还有许多对中国美学和传统的挖掘传承。它以一个单音Re展开，“作为穿线，就像书法的一笔，引申出无限丰富的动机、和声复调与声音层次。”这种在极简中衍生绚烂的构思，是中国的美学取向。另外，乐团分别布置在二楼观众席和舞台上，前者站，后者坐，正像唐代乐伎中的立部与坐部。

作为“现代”作曲家的作品，《火祭》还保留了谭盾对疫情时代的人文关怀。这部作品最初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为电影《南京大屠杀》而写。在谭盾心里，疫情也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人离去，有人牺牲。他重新修改了《火祭》的乐团部分，二胡部分也做了修改扩充。谭盾希望自己的音乐能表现人类与自然的对话，传达祝福之情，同时也进一步引发深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