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博弈的体制机制

     缺乏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智库议题或方案。我国相当一部分智库自主提出议题和方案的能力比较薄弱，提出的议题往往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或者限于对已有的政策、观点做出诠释，难以形成高水平的“中国议题”和“中国方案”。议题质量不高，就会导致智库缺乏独立的、内容鲜明的、有预见的、足以影响决策的观点。同时，较之于政界、学界，我国智库缺少语言特色和有个性的表达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库成果的传播与转化。

    缺乏新型智库的运营模式和更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一些智库部门化色彩、行政化色彩、官本位色彩浓重，一些体制机制问题约束了思想产品的创造和创新。智库存在作风机关化、分配平均化、运行低效化等问题。全社会的智库研究资源较多地呈现出分割化和碎片化，跨领域、一体化、协同化进行战略设计的体制尚未形成，整体设计能力较弱。还有些智库在尝试进行跨领域战略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诸如政府对研究成果的包容度不够等等。

    缺乏跨领域、跨区域、跨国界研究的合作研究体制机制。从地方层面来说，为各地方服务的地方智库，往往本土化色彩明显，地域意识过于浓厚，难以进行跨区域研究；从部门层面来说，智库的部门所有制对智库研究有所限制，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水平和结论的科学性；从国家层面来说，跨国界合作研究的体制机制尚不成熟，仍存在审批手续烦琐、具体限制过细等较多问题。

    缺乏可以与国际一流智库争夺话语权、主导权的对话平台。随着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壮大，中国正在拥有国际话语权、主导国际性议题的路上稳步迈进。然而，总体看来全国智库还缺少此类具有引导力、影响力的对话平台。在国际性论坛中，一些中国智库专家的发言往往流于概念、模棱两可，这样的表达方式，很难在国际对话博弈中争夺话语权和主导权。

    缺乏一流的智库人才。是否能够吸引和运用好优秀人才，对智库建设至关重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0多位研究人员中，1/2的人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其他也多是各领域顶尖研究人员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研究人员，智库成为政府的人才培养和储备基地。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年过九旬还奔走于国际社会，70岁以上的约翰·桑顿、伯格斯滕等智库领军人物，都还活跃在世界思想界的前沿。相比较而言，我国智库队伍存在学术化、经院化、部门化、年轻化等弊端，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

    缺乏新型智库筹资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在我国，政府采购公共政策的制度尚不完善，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智库缺乏资金来源。在发达国家，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主的智库，其主要经费来自政府购买。目前，我国很多智库和科研机构都存在类似问题——在课题经费使用上，智库或被按照国家机构对待，或被按照企业对待，都只能发放少量用于智力劳动的劳务费，其余则必须走报销途径。如不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就无法体现智力劳动的价值，也不利于智库的造血能力与可持续发展。

    2.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体制机制

    中国智库要想真正壮大，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博弈，必须深化智库管理体制改革，抓紧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体制机制，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

    抓紧建立智库参与国家决策和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机制。要让智库发挥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撑的作用，就应让其了解国家需求，给其更多了解决策、参与决策的机会。当前，我国智库对国家战略制定的参与度较低，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也缺乏制度化设计。应加快培育一批与政府既有密切关联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方社会智库，为其提供与体制内智库平等的研究条件和竞争平台，并尽快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设立政府公共服务采购基金，专项用于对社会智库提供支持。

    抓紧建立符合现代高端智库规律和要求的组织形式与运营机制。要创新智库的组织管理方式和运营机制。在人才吸纳、运用、流转，成果发布和应用，科研管理体制，经费使用办法等方面，可借鉴国际一流智库中一些符合中国智库实际需要的模式，抓紧进行改革探索。在此过程中，可采取集成创新的方式，在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新，这样更容易构建新型而又科学的智库管理体系。建议中央明确一个部门，对此进行整体设计。